如今，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教授在西方学术界已颇有名气，这要归功于她对女性心理发展的研究。《哈佛校报》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把吉利根称之为“性别研究的先驱者”，赞美她“开创了思考人类发展和精神健康的新纪元”。如果说由于吉利根出自哈佛，因此这些溢美之词有点儿“王婆卖瓜”之嫌的话，那么一些事实可以证明《哈佛校报》对吉利根的评价并不算过分。
吉利根196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1967年开始同埃里森·埃里克森一道在哈佛教授心理学，1986年获教授头衔，1992年被英国剑桥大学任命为教授，同年获久负盛名的“格劳迈耶教育奖”（Grawemeyer Award in Education），这一奖项表彰的是在没有设立“诺贝尔奖”的领域，如教育、音乐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标志吉利根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她在1982出版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本书的中译本已于1999年2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经问世，便成为国际畅销书，至1993年已陆续出了32版，发行50余万册。在1986－1991年的《社会科学和科学引用索引》中，本书出现过1100余次。199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牛津哲学辞典》把它称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最有影响、有争议的著作。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对于我们中的那些寻求更好地理解男女两性在公共和个人生活问题上的思考方式，以及男女两性价值观差异的人们，（这本书）是至关重要的。”《纽约时代书评》也写道：“道德发展的理论并不是纯粹抽象的，它们关系到作为个人和政治斗争武器的抚养子女的方式，以及男女两性的自尊，这就是卡罗尔·吉利根的著作为什么有意义的原因。”
早年，吉利根在刚操起教鞭时，感觉到心理学世界是那样地庞大、那些地包罗万象，以至于研究起来似在观看一幅没有镜框的图画，看起来像是现实的，或者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而不是一种反映。她最初的教学生活是平静的，作为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的助手，她同其他同事一样讲授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等人的心理学理论。然而，渐渐地，她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种“不同的声音”——一种令她的心绪再也无法平静下去的声音。在她《不同的声音》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过去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倾听人们谈论道德和自我。在这一过程中，我开始听出这些声音中的差别——谈论道德问题的两种方式，描述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两种方式。”
她最初是从女性那里听到这些声音的。那些年里，她主要采取访谈的方式，进行了三种经验研究：大学生研究、流产决定研究以及权利与责任研究。与他人不同的是，她在研究中让女性敞开心胸，痛痛快快地去谈论自我和道德，谈论自己在道德观念和选择上的困境，而自己却宁愿充当一个颇具同情心的倾听者，把女孩子和妇女的声音记录下来。然而，当她整理自己的记录时顿感吃惊，发现在庞大的、“人类的”心理学天空之下，却看不到女性的身影，听不到女性的话语，因为女性或是被置于边缘地位，或是被一种偏见来解释，或是被从研究男性中得出的标准来覆盖。也就是说，在以往的人类发展理论中，女性并没有被包括进来，孩子和成年人都被假定为男性的，男性被当作了规范。
客观地说，在吉利根之前，并非没有人听到这种“不同的声音”，但关键在于他们并没有听出这种声音的“不同”，没有把它当作“不同的”声音来对待，只是草率地把它视为对标准声音（从研究男性中得出的声音）的偏离，因此也就意味着心理发展上的不足或失败。而吉利根却注意到这种声音的“不同”，并给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围绕着这种声音建立起自己的理论。
“吾爱吾师，但吾尤爱真理”。吉利根的理论是从批评和挑战柯尔伯格等人的理论开始的。在西方发展心理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理论。针对这些人的理论，吉利根主要提出三点批评：1、他们在谈论女性的心理发展中遵循了男性的标准，把女性在心理发展上与男性的不同视为她们发展上的失败，这是一种带有偏见的、不公正的看法。2、他们把发展等同于个体化、分离、权利以及自主性，排斥依恋、关系和联系以及爱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仅仅强调“公正”的发展路线，忽视了“关怀”的发展路线。3、他们忽视了对女性的自我和道德建构的研究。在吉利根看来，按照男性标准衡量的女性在“道德发展上似乎不足”的问题并不在于女性自身，而在于现有的”男性“理论模式的局限性和对生活真理的忽视。
因此，只有当人们开始研究女性并从她们的生活中得出其发展结构时，才能发现一种不同的发展路线。按照这一路线，道德问题来自冲突着的责任而不是竞争着的权利，解决道德问题需要一种联系情境以及描述性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一种形式的和抽象的思考方式。吉利根把自己建立在“不同的声音”基础之上的理论称为“关怀伦理”，把柯尔伯格等人为代表的道德发展理论称为“公正伦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吉利根如何回答这两种伦理的关系，以及道德是否可以性别化，即是否可以把公正归属于男性，把关怀归属于女性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吉利根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她只是强调两种伦理代表着两种道德视角，人们像观察格式塔图形一样应用这两种视角，虽然一次只能从一个方向看上去，可总起来看，二者却是互相补充的，缺一不可的。尽管评论家对这一回答不甚满意，但人们还是把争论焦点集中于第二个问题，从不同的学科对吉利根的研究提出批评。历史家琳达·K·克伯强调，吉利根主张女性有不同的声音是危险的。她允许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与关怀的联系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且是件好事。心理学家凯瑟琳·G·格里诺和埃里诺·E·麦库比联合著文指出，“吉利根攻击的是一个稻草人”，因为按照柯尔伯格的研究方案，两性遵循了同样的发展路线，虽然在道德思考上并非完全等同，但在认知发展的阶梯上却没有什么差别。另一位心理学家泽拉·卢里亚也指出吉利根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强调理想的抽样必须认真地满足人群、年龄、社会阶层、教育、性别等要素，而这些刚好是吉利根所忽视的。政治学家卡罗尔·B·斯塔克以自己对黑人移民妇女的经验研究证明，在美国的南部乡村，等级和经济制度使黑人男女有着相同的阶级体验，他们对于人我关系的处理是相同的，在使用权利、道德、社会利益的词汇方面也存在着一种趋同现象。因此，吉利根的结论只适用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妇女。
面对这些挑战，吉利根采取了一种多少有些暧昧的态度，她一方面要以强调“不同的声音”来还回女性在心理学世界中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给人留下自己把道德性别化的印象。一再强调，“我描述的不同声音并非是以性别，而是以主题为特征的。它与妇女的结合是一种经验上的观察，我主要通过妇女的声音来追溯不同声音的发展。但是，这种结合并不是绝对的，这里作出的男女声音的对比强调了两种思考方式的差异，集中于解释问题而并不表明对任一性别的概括。”尽管如此，她还是十分认真地对待人们的批评和挑战，并力图以进一步的研究作出回应，这可见于她在《不同的声音》之后陆续出版的一些研究成果中。
1992年，她与人合著出版了《在十字路口相遇》（Meeting at the Crossroads）一书，主要反映了她对女性心理学以及女性青少年发展的深入研究，这本著作有两点影响是革命性的：教师和其他人开始倾听女孩的声音，鼓励她们抵制周围的传统力量，成年女性也纷纷学习和鼓足勇气这样做；而且，通过这种不同的教育，女性开始记住自己早期的体验，这为她们后来的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吉利根还跨种族、跨文化和跨阶级研究了女性发展问题。1996年出版的著作《在声音与沉默之间》便集中反映了她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吉利根也把着眼点投到男性身上，在哈佛大学组织了“男孩发展与男性文化”等课题的研究。
对于困扰着吉利根和批评家的女性与关怀的关系问题，1995年，吉利根在美国女性主义哲学杂志“海帕蒂亚”（Hypatia）第二期上著文“倾听差异：联系的理论化”提出新观点，即把“女性关怀伦理学”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区分开来。认为前者主张的“关怀”是女性在“父权制”压迫下形成的一种关怀，当这种关怀与女性的自我发展对立时，便要求女性有无私的表现和作出自我牺牲，在这种理论中，男性与女性失去了联系，女性也与自我失去了联系。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则始于联系，把联系看成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并且要求女性在进行道德选择时，把自身的利益包括进来。吉利根表示，自己一直倡导的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这一区分把注意力集中于“关怀”的性质上，试图避免潜在于女性与关怀联系中的妇女压迫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一区分中看到，“关怀”本身的涵义是变化的，它与女性的关系也是变化的，这种变化同社会历史发展有关，这就使得人们不能轻易地把吉利根的理论归结到本质论中去。
吉利根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女性带入了心理学世界，这无疑地打破了，或者说扰乱了这个世界原有的秩序和宁静，人们对此举的反应是强烈的，或激动、或兴奋、或愤怒、或气恼。然而无论怎样，吉利根都一直在努力深入自己的研究，而且这种努力仍在继续。
《不同的声音》英文版书影
 《不同的声音》中文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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